作者：任雪山（合肥学院副教授）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曾国藩、郭嵩焘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的一流外交家，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并孕育出姚鼐、吴德旋、曾国藩、祁寯藻、张裕钊等人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泽被深远。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在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作为典型的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的生发和兴衰都具有范式意义，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概而言之，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

第一，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淑世牖民。

第二，师事学缘，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路径。共同体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识的群体结合。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结合方式也不同。滕尼斯把共同体分为三类，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这三类共同体，也对应着三种共同体的建构方式，一是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型共同体，二是以地缘为中心的区域型共同体，三是以价值信仰为中心的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综合形态，结合前两种共同体的特征，“构成一种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而文化共同体就是精神共同体的主要存在形式。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建构的基本方式是师事学缘。桐城派的师事学缘，涉及人数众多，延续时间漫长，呈现的具体形态也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私下传授、公共教习与家学赓续。私下传授，又包括家庭设馆、登门拜师与门外别传三种。比如方苞曾受聘宝应刘氏，教授刘师宽、刘师向、刘师恕诸兄弟，刘氏兄弟就成为他正式及门弟子。而范当世负笈拜师张裕钊，薛福成携文拜师曾国藩等，都成为登门拜师的佳话。门外别传，是指随机指点或信札传授，比如唐文治之于吴汝纶，杨彝珍之于梅曾亮。方苞与刘大櫆，最初也只是偶尔点拨，晚年归隐金陵后，彼此接触才逐渐多起来。相对来说，刘大櫆与姚鼐往来较多，讨论诗古文辞也比较频繁。公共教习主要指翰林院教学与书院教学两种，方苞两度教习翰林院庶吉士，雷鋐、储晋观、陈大受等都在这一时期加入方门。姚鼐弟子主体源自书院，方东树、梅曾亮、陈用光、管同、刘开诸人是姚氏书院教学的高第。其他诸如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受教吕璜于秀峰书院，姚永概、尚秉和、傅增湘、高步赢受教吴汝纶于莲池书院等，不胜枚举。比较而言，家学传授是围绕血缘生成的师徒关系，既包括家庭子侄，也包括姻亲外戚。

除上述师事联结之外, 桐城派还有两种重要的学缘关系，一是学政、乡会试考官、房师之类的师生关系，二是仰慕其学却无缘亲炙的私淑弟子。前者属于科举时代的受知师，与受业师相对，对个体与群体发展都颇为重要。私淑弟子虽然没有师徒的名分，但摆脱了具体教学传授的地域限制,迅速扩展共同体的界域与范围。如曾国藩、吴德旋、王先谦等人之于姚鼐，尤其是曾国藩带给桐城派的兴盛与扩延，把桐城派推向全国，曾门弟子又承续大业，延展铺扬，声势赫奕。此后桐城派再未出现大宗师，随着新文化运动，他们没有适应新时代发展，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综上观之，桐城派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以学缘师事为主体，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两翼，以私淑为支撑，师徒、姻亲、乡党、私淑共同构筑桐城派共同体的大厦。

第三，互利共生，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基本保障。文化共同体作为一种集体存在，并非想象的群体，而是一种功能性的社群有机体。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凝聚庞大人群，有的甚至延续数百年，不仅因为成员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还因为他们是一个互利共生的群体。社群最核心的吸引力，就是能帮助其成员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其持续成长。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体，解决了当时士人普遍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读书入仕是无数士人的梦想，因此如果能够有效助力读书入仕，就会得到士人支持。桐城派主要成员都是文章大师，又兼具教师身份，使得他们掌握了文章秘诀，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方苞的义法、刘大櫆的因声求气、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都为如何写好文章提供一条清晰可行的路径。不仅如此，桐城派还把文章理念编入教材，便于更广大范围的士人学习，为共同体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提供支撑。比如方苞主持编纂的《钦定四书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导的科举教科书，既为科举主管部门提供衡文之准绳，也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矱，该书刊行后，迅速颁布京师及督抚各地，成为士子研读的范本。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因为编纂之精良而受到读书人追捧。可以说，桐城派文章讲求法度,易学易用，有利于科举入仕,是桐城派延续三百年的真正秘诀。当然，除了正常的功用之外，桐城派还有一些额外的福泽。比如借助名家推荐，获得发展良机。像刘大櫆入京科考就经方苞推荐，声名大噪。其次，通过师长延誉，获得较好的职业岗位。方苞担任三礼馆副总裁时，引荐陈大受、官献瑶、叶酉、赵青藜等多名弟子入馆修书。再次，从事某项共同事业。邓廷桢任安徽巡抚时，援引梅曾亮、管同、方东树、陆继辂、宋翔凤等桐城派成员入其幕府，参赞政务。而曾国藩办理洋务，吴汝纶改良教育，都有大量桐城派成员侧身其间，共襄盛举。

不难发现，群体给予个体的成长越大，对个体的吸引力越大。而另一方面，通过个体的不断加入，群体获得持续的发展繁荣。桐城派共同体的三百年历程，就是无数个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一些标志性人物，贡献突出。在其创立初期，方姚为旗手，特别是姚鼐，接续前贤，构建文统谱系，培育弟子门人，编纂《古文辞类纂》，为桐城派开疆辟土。其后曾国藩崛起中原，服膺姚鼐，援引湘乡，光大桐城，把桐城派推向全国。清末民国，马其昶与姚永朴兄弟诸人，虽也燃膏继晷，终无力回天，桐城派作为群体退隐历史深处，更多的士子奔向新社会。由此可见，在文化共同体内部，群体因个体的鼎力而繁荣，个体因群体的加持而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彼此成全。

当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属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是因为桐城派体量庞大难窥全豹，也与现代学术研究的性质有关。对于多数非桐城派学者而言，对桐城派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章，因此视桐城派为文派。对于桐城派学人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也很难触及桐城派全貌。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03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