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交汇中的泱泱文脉 扬州文汇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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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文汇阁是贮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近代毁于战火,2023年复建完成,为扬州运河文化景观再添新彩。文汇阁藏书曾为扬州学派的发展壮大提供基础。中华文脉历千年而绵延不断,从文汇阁的前世今生中可见一斑。

阁仿天一,契合扬州园林城市特色

扬州北护城河畔,是扬州一条重要的游径,它串联起了瘦西湖、史可法纪念馆、个园等名胜。2023年复建完成的文汇阁,也在扬州北护城河畔,这个夏天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来看看昔日贮藏《四库全书》的藏书阁的模样。

《四库全书》修成后,贮藏在七个地方,其中北方四处,分别是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圆明园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沈阳故宫中的文溯阁;南方三处,分别是杭州文澜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南方三阁,都在江南地区,足见清代江南人文鼎盛。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而文汇阁的建造,最初是为了存放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这部类书虽然在规模上不及《永乐大典》,但《永乐大典》散佚严重,而《古今图书集成》全本至今仍存,于是它便成了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类书。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朝廷决定将七部《古今图书集成》分别存放至七座行宫内,其中,扬州天宁寺行宫一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两淮盐政寅著看到这些历康熙、雍正两朝才编成的书籍,排列整齐,且全用铜活字印刷,可谓世间罕见。如何妥善存放?他左思右想,提出了一个好建议,“于行宫内就高宽之处,仿佛天一规模,鼎建书阁,永远宝藏”,也就是在扬州天宁寺行宫内,仿造宁波天一阁建造藏书楼,贮藏《古今图书集成》。

两淮盐政管辖淮北、淮南盐政,其官衙驻地在扬州。不过,寅著并不擅文采,其奏折中偶有别字,行文亦有不通甚至前后矛盾之处,乾隆不止一次批评过。寅著能提出这样的建议,与其工作经历和当时江南的文化氛围有极大关系。

乾隆三十九年,《四库全书》正在编纂中,朝廷得知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明朝相传至今,能防火防潮防蠹,虑及将来存放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便安排时任杭州织造的寅著前往探明究竟。

寅著不负所托,在奏折中详细描绘了天一阁的设计,如设置六个开间,取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又如上下两层俱设门窗,“两面贮书,取其透风”等,以及阁外假山、水池、亭台的建造情况,同时绘制了天一阁的建筑图。朝廷完全采纳天一阁范式,以此建成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等,“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在扬州再建一个类似天一阁的藏书阁,既与北方四阁风格统一,也十分契合扬州园林城市的特色,很快便付诸实施。

文汇阁的修建,在扬州人看来既是美事,也是盛事,扬州盐商在修建过程中出力不少。扬州盐商富甲天下,与朝廷关系密切,许多盐商贾而好儒,热心弘扬文化、热情资助文学家、艺术家。正如乾隆所说,“伊等情殷桑梓,于此等嘉惠艺林之事,自必踊跃观成,欢欣从事也。”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藏书楼建成,乾隆赐名“文汇阁”,题额“东壁流辉”,他还欣然题诗,写下了“规拟范家制,工因商众擎”的诗句。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文汇阁遵照范钦天一阁的规制,其建造得到了扬州商人的资助。

从建成到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文汇阁存在仅七十余年。对她的怀想,不仅存在于扬州人的文化记忆中,也存在于世人关于扬州的文化记忆中。嘉庆年间修成的《两淮盐法志》记载,文汇阁下“碧水环之”,“右为修廊,前为御碑亭”。《鸿雪因缘图记》也说“河前建御碑亭,沿池叠石为山,玲珑窈窕,名花嘉树,掩映修廊”,“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两书均配有文汇阁图,图中“文汇阁”“东壁流辉”等文字标注清晰可见。这一鳞片爪的记载,正是今天复建文汇阁的重要依据。

崇尚文教,扬州与《四库全书》缘分深

盛世修典。整理存世典籍是一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工程,非国家举办不可为之。明代的《永乐大典》全书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历时六年修成。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和经济六大编,各编下设典,典下设部,共32典6109部10000卷,约1.6亿字,前后耗时二十八年。《四库全书》的编纂,汇集全国四百余名学者近十年的功夫,专事缮写的就有四千余人,成书约7亿字,耗费巨大。

为确保《四库全书》应收尽收传世典籍,朝廷下旨广征天下藏书家秘本,抄录后,原则上退还各家自行收藏。献书五百种以上的藏书家有四位,朝廷分别赏赐一套《古今图书集成》,“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古今图书集成》系雍正年间用铜活字印刷,当时只印了64部,极其珍贵。扬州马振伯进呈图书776种,拔得头筹。这些书是其父亲马曰琯和叔叔马曰璐(号称“扬州二马”)所藏。“扬州二马”从事盐业积累起万贯家产,但不爱奢华,而是搜罗典籍,广交文人,其诗文颇有可观处。

《四库全书》中的扬州元素远不止此。当时两淮盐政李质颖进呈钞本、刻本书共计1708种,除上述776部为“扬州二马”的藏书外,其余932部系扬州盐商江春等访购。参与编校《四库全书》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其中与扬州相关的就有一代经学大家扬州高邮人王念孙,有精于名物制度考证的扬州兴化人(今兴化属泰州)任大椿,还有曾任扬州府学教授的金兆燕,长期在扬州梅花书院担任掌院的姚鼐等等;编入《四库全书》的,有全祖望笺注的南宋王应麟撰写的《困学纪闻》,厉鹗的《宋诗纪事》《辽史拾遗》,全祖望和厉鹗常年居住在“扬州二马”小玲珑山馆中的“丛书楼”读书,这三本书都是在扬州完成的……

“扬州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长江和大运河于此交汇,居交通要冲,富盐渔之利,文化积淀深厚,我们且不去追溯明清以前的名贤巨擘,明清以来,扬州于学术上的成绩颇为可观。

近代文献学家张舜徽有云:“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又说“为专精之学易,为通学则难”。扬州书院亦多,史上留名的,就有安定、梅花、广陵、维扬、敬亭、乐仪、珠湖、文正、画川、胡公等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者。

扬州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学术氛围是朝廷在此建藏书阁的重要原因。《古今图书集成》入阁后,为使《四库全书》“广布流传,以光文治”,朝廷决定在北方四阁之外,再缮写三份,分别安放于扬州文汇阁等南方三阁,“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这也使扬州当之无愧成为古代图书集聚地之一。

扬州人对《四库全书》的珍爱与执着是发自内心的。《四库全书》入阁后,扬州人汪中以一人之力,遍校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等南方三阁藏书,积劳成疾,病逝于杭州;嘉庆初年,时任浙江巡抚的扬州人阮元陆续搜求《四库全书》未收书170余种,进呈朝廷,并撰写《四库未收书提要》,开创了《四库全书》成书后增补的先例。为弥补文汇阁《四库全书》已毁的遗憾,前些年,扬州以原文津阁本为底本复制了全套,其印刷、纸张和色彩与原版几乎一致,如今珍藏在文汇阁,使“书阁合一”。

书惠士子,扬州学派结出累累硕果

清朝编纂《四库全书》,并不只是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明代类书《永乐大典》散佚严重,也不只希望丛书《四库全书》和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相得益彰,内在动因之一是源远流长的尊儒崇经的传统,以及这一传统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乾隆在《文渊阁记》中写道:“故予蒐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后来他为文汇阁题诗,更是直接点明“发帑增抄书四库,更非捷径为崇儒。”

“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如此说。《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不只是知识,其中蕴含着古代人所认可的真理,这些他们笃信的道理,构成了他们的价值理念,也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特色。

正如四库馆臣所说,“以四库所录,包括古今,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清朝两次主动下旨,要求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向社会开放,“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这是南方三阁的重要特色,藏书阁中的书因此得以与江南的读书人联系起来,从而使藏书真正能够惠及学人。

《四库全书》入藏扬州文汇阁,与扬州代不乏人的文化积淀、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潮流汇聚在一起,对扬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扬州学派以经学研究为主,其核心人物与《四库全书》众多编纂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念孙的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尽得特召参加《四库全书》编修的戴震的真传;汪中年轻时受到当时江苏学政后来充任《四库全书》总阅的谢墉的器重;焦循一生牢记年少时江苏学政后来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刘墉关于“不学经,何以足用”的教诲;阮元重“实践”的经学宗旨源于“于经术无所不通”后来也充任《四库全书》总阅的朱珪……

扬州学派以“通”“创”为主要特点,与《四库全书》编纂者的学术主张正相呼应。中国古代经学,由汉唐注疏演为宋明义理,同属于经学,前者以训诂求经义,后者以内省明经义,本应互为表里,实际纷争不断。汉学派认为宋学空疏无物,宋学派驳斥汉学支离破碎。《四库全书》编纂者提出,“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如同江河自然交汇,扬州学派对此也有着自觉追求。焦循主张博览众说,将各说放到所产生的时代中去理解,“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气血临之”;阮元强调“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亦主兼顾汉学与宋学,而不可偏废。这些主张,直接推动形成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奠定了扬州学派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地位。

扬州学派的研究、扬州学子的研习,受益于文汇阁藏《四库全书》良多。光绪年间修成的《江都县续志》说:“邑中承学之士,由是得尽读中秘之书。嘉道以来,人才辈出,或研究传注,羽翼经训;或咨诹掌故,明习典章。诸子百家之说,各绍师承;握珠怀璧之伦,人有专集。著作彬彬,侔于邹鲁。”将当时扬州学术氛围与孔孟时代的讲究礼义、人文灿烂的邹鲁相提并论。

这并非虚言,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记载,当时扬州学派的核心人物就有25位。借助《四库全书》的丰厚资源,凌廷堪撰写了《礼经释例》,刘毓崧编订王夫之的年谱,吴熙载编著了《通鉴地理今释》……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重建后的文汇阁,门前水波漾漾,映照的是文脉汤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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