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大都是上世纪初旅居海外勤工俭学活动中走出国门的。这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异国他乡经历了艰苦的生活磨炼，亲身体验到了资本主义的文明以及日本和苏联的崛起，形成了开放性的思维和世界视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籍以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对于工农党员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优秀基因是非常宝贵的。

陈独秀：五赴东洋探索救国之路

陈独秀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于1901年至1914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综观陈独秀的一生，赴日留学是他思想启蒙的开始。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组织“励志会”。1902年3月回国后，陈独秀与一批进步青年在安徽发起演说会，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

1902年9月，陈独秀遭清政府通缉，被迫二次东渡日本，进入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陆军科。不久，他与章太炎、邹容、蒋百里等人发起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与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一起，将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学生姚文甫的辫子剪掉，遭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陈独秀等人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他们一回到上海，便立即投入到了更加广阔和激烈的革命风暴之中。”据《陈独秀传》的作者唐宝林介绍，“就这样，陈独秀完成了从‘康梁党’（指康有为、梁启超）到‘革命党’的转变。”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他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总结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并探讨新的救国之路。1914年11月，他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此文一登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纷纷斥责陈独秀是“狂徒”，“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但在数月后，当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事件发生时，国人被惊醒了。包括梁启超和李大钊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陈独秀的观点，由原来的谴责、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所以，章士钊在代替他答读者问时，盛赞陈独秀是“最早起来鸣叫天亮”的一只“晨鸡”。

《甲寅》激战过后，陈独秀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找到了提高国民“自觉心”的具体办法。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于是，便有了1915年《青年杂志》的诞生。

李大钊：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4年9月，李大钊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本科一年级。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2月11日下午，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文牍干事，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李大钊积极投身于反袁斗争中。1916年1月底，李大钊由日本横滨乘船回到上海，为支持讨伐袁世凯的云南“护国军”奔走呼吁，筹募军饷。在上海停留两个星期后，李大钊又匆匆赶回东京。

在早稻田大学的众多教师中，对李大钊影响最大的是安部矶雄和河上肇。李大钊于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就是先由河上肇翻译成日文，再由其他人翻译成中文，最后被李大钊引用的。同时，李大钊的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参照河上肇的。

李大钊在留学日本前，虽然参加过中国社会党，但没有谈过社会主义，而留学归国后不到一年，便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他明确指出：“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李大钊还认为，社会主义既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产生，也必将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最终取胜。那时能提出这些进步观点，是与他留学日本时所受到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的。

周恩来：留学欧洲追求真理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开始了他到欧洲追求真理的征程。

周恩来一度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必须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但通过在日本观察军国主义，他推翻了这一想法。此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已传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也随之涌向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影响了阴霾下的周恩来，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这仿佛是“模糊中偶然看见一点光明”，所以他决定“回国图他兴”。

1920年8月，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到欧洲留学，其中之一便是周恩来。

在巴黎，周恩来结识了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张申府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赴法，又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旅欧期间负责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翌年，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信中说：“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等由巴黎迁居德国，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他们与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联络勤工俭学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在1920年至1924年，周恩来旅居欧洲的四年时间里，无论在法国、德国，还是比利时，他一直担任了进步团体和旅欧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这些组织，都与共产党在欧洲的活动有密切联系。

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在较为系统的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作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朱德：德国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德国中部小城哥廷根城东普朗克街3号，是一幢二层带阁楼的别墅，正面红墙上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格外醒目，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

1922年9月初，36岁的朱德从上海启程，开始了欧洲留学之旅。在欧洲，他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5月，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小城哥廷根。初到德国，语言不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特别是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于是，年近不惑之年的朱德下决心要攻克语言关。

对于学德语，朱德并不是靠死记硬背。他喜欢拿着地图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在一路见闻之中学习。经过刻苦学习，他的德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当时，有的留学生对学德语有畏难情绪，朱德便鼓励他们说：“困难不可怕，困难是砺石，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尽可能地多学一些东西，把革命的道理学懂弄通，只有这样，回去才能派上用场，大干一场。”

在哥廷根期间，朱德最为受益的是参加党小组的活动。每周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的一项重要活动。当时，德国社会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动荡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很容易得到。在学习中，他们一起讨论理论问题，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且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是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旅欧学生组织集会，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朱德在《明星》杂志上撰写文章声讨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还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驻德公使魏宸组对留学生的这种游行活动恨之入骨，他要求德国政府驱逐相关留学生，朱德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位。

也就在这时，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执行委员会批准了朱德赴苏联学习。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1925年7月4日，朱德和李大章等一起乘船前往苏联。

朱德后来在自传中回忆，留德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说：“在哥廷根，我读了不少马列方面的书籍。在这段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进行了检讨。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相关链接：中共早期领导人主要留学于日本、西欧和苏联。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周佛海等6位中共一大代表曾留学于日本；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蔡和森、陈毅、王若飞、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等在欧洲求学；1921年8月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刘伯承、左权、叶剑英、吴玉章等人陆续到苏联学习。随后，朱德、邓小平、聂荣臻等人也从欧洲转而加入到留学苏联的队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