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皋同志是我党的亲密战友，又是以民主党派身份从事政法工作多年的优秀领导干部。数十年来，他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陕西检察、司法工作的建设，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赞扬。陈雨皋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高度负责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在党中央提出密切联系群众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今天，学习陈雨皋同志的优良品德，对每一个爱国者，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肩负领导重任的干部来说，更有现实的启迪作用。

我是党的儿子，党叫干啥就干啥

陈雨皋同志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同我党有了联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驰骋在抗日疆场的三十八军，是国民党军队中进步空气浓厚，积极抗战，是我党改造和掌握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为民族解放，为保卫祖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当年陈雨皋同志就在这支部队中担任军部人事科长。在三十八军工作期间，陈雨皋同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秘密的或公开的工作。

他用手中掌握的人事权，在三十八军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培训干部把大批共产党员、积极抗日的进步人土，安排到全军各级担任领导工作，为我党改造和掌握三十八军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春天，三十八军地下党为了加强同党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系，设立了秘密电台，从事电台工作的地下党员刘协、李景浒、薛文清的行动受到敌人的怀疑。不久，刘协被解职，由王学孟担任三十八军通讯大队（后改为通讯连）队长。此人思想反动，采取种种手段干扰，监视秘密电台的工作，使三十八军地下工委同党中央的联系受到很大影响。为了拔掉这颗钉子，陈雨皋同志撤掉了王学孟的职务，委派中共党员沙成轩担任通讯连长，使党的通讯工作重新活跃起来。陈雨皋同志在三十八工作期间，由于同地下党联系紧密，思想进步，积极抗日，受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注意和仇恨，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受到打击和迫害，被迫离队返乡隐蔽。

1949年12月2日，国民党特务将他速捕入狱，解至汉中、绵阳，准备秘密处决。在狱中，敌人采用酷刑，妄图从他嘴中敲出三十八军地下党的情况，陈雨皋同志大义凛然，不吐真言，充分显示了一个正直民主人士的高贵气节。同年12月6日，绵阳解放，国民党专员、县长等怆惶逃跑，陈雨皋同一百八十多名“政法犯”获救脱险。1950年初，陈雨皋同志经过短期养伤，便满怀着对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深情，参加了我党的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工作，先后担任民革陕西分部副主委、省政协常委、副主席、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省司法厅副厅长、省交通斤副厅长等职。在任职中，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民主人士而疏于职守，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常说：“我是党的儿子，没有党就没有我陈雨皋。”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人民，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服从党安排。七十年代初，他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后，党为了统一成线工作的需要，安排他当省民革副主委，他犹豫了。他长期的奋斗目标是参加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他考虑了很长时间下不了决心。后来省委给他做工作说，党没有忘记你，让你到民革去所起的作用比一个共产党员起的作用更大，党的这种安排是对你更大的信任。他服从了，事后他对人说：“我是党的儿子，理所当然服从党的安排。”

我的第一需要就是学习

陈雨皋同志参加工作后，社会职务很多，社会活动十分繁忙。在他担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期间，正值我国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工作需要他具备较高的政治、政策、法律、检察业务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水平。当时，由于陈雨皋同志的身体在狱中受到严重推残，健康不佳，党组织在他的生活方面给予了适当照顾，但他什么也不要，每当组织上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总是说：“我什么也不需要，我的第一需要就是学习。”他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上从不计较，而且节衣缩食。但在学习上却一丝不荀，以极大的毅力和精力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通读了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以及法律、检察等方面的书籍。他读起来专心致志，有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读书不仅圈点、眉批，而且撰写读书笔记。在省检察院工作的五年中，他写成的读书笔记，少说也有数十万字。平时下乡检查工作，他总是轻装简从但随身携带的学习材料一件都不能少，工作再忙、再累，每天早晚都要挤出一些时间读书学习。他的工资比党员领导干部高，他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简朴生活，接济一些有困难的同志和群众，剩余部分都用在买书上。功夫不负勤奋人。陈雨皋同志在大学里学的是哲学，但他在业务陌生的岗位上，勤奋学习，善于钻研，很快使自己成为一名懂业务的内行领导。

人民的勤务员

陈雨皋同志的工资比一般党员领导干部高一些，但他从不乱花掉一个钱。在机关遇啥吃啥，从不搞特殊化。在家里也是粗茶淡饭，顿顿少不了杂粮。有时外出开会、工作，误了开饭时间，从不在街上买零食吃，回到机关不准炊事员做，买个馒头，喝杯开水就行了。

1950年和1951年他在陕南参加土改，组织上为了保护他的安全，照顾他的生活，给他派了一名警卫员。每次外出他不准警卫员带枪。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咱们下来是参加土改的，背上枪，摆出个首长样，吓都把老百姓吓跑了，怎么工作”？无奈，警卫员只好偷偷把枪带上，不让陈雨皋知道。当时，地委，县委安排他住机关，他偏要住到群众家里去。住下去不要紧，吃饭成了大问题。群众感激我们，总要做点好吃的，差不多顿有肉。开初，他总是多给钱，后来随行的同志提意见，认为在群众家吃饭，有统一的交费标准，你多给了，别人咋办。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但提出今后给他安排生活不准有肉。以后吃饭见到有肉，就坚决不吃，拔腿就走，弄得大家很为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到一处，就给村干部说，我们那个老头身体不好，不能吃肉，吃了就犯病。有些群众不信，就把肉做好放在饭底下，吃着吃着肉露出来了，弄得大家面面相觑。好在一个地方住久了，群众了解了，熟了，事情就好办了。住在群众家里，陈雨皋同志每天早晚要给房东打扫院子、担水；农忙了，帮助收割庄稼。为了保密，不称他的职务，称老陈。可这个老陈与众不同，他拿起扫把、水桶，就被身边的工作人员夺走了，而且经常有地区、县上的领导来看他。群众知道他是上边来的大首长，找的人逐渐多起来，忙得不可开交。反正再忙，只要群众找上门来，他都要放下手头上的工作，让坐递茶，耐心听，认真记，从不敷行马虎。我们看他太忙，建议他转移地方，或者托病闭门谢客。他说：“那怎么行！对人民群众应该象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这样才像个勤务员样子。”

陈雨皋同志是责任心很强的领导，也是最关心人的领导。在他周围工作的同志，如警卫员、司机、秘书等，他不仅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甚至吃、穿、住、行、婚姻大事都放在心上。他为许多人联系工作，解决住房困难，而他自己的子女却在待业，他到临终还住在两间破旧的平房里。他要别人劳逸结合，而他自己却没有节假日，从早到晚拼命工作。他说：“旧社会占去我的时间太多了，现在年纪大了，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只有加倍工作，才能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认法不认人，认法不认财，认法不认权”

陈雨皋同志在担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五年间，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土改、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接连不断，他本着对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拼搏战斗在阶级斗争第一线。在镇反运动中，他负责西安片的死刑复核工作，为了及时处理那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他几乎天天熬夜，有时忘了吃饭。有一次为了审结一批案子，他昏倒在办公桌上，钢笔把嘴都戳破了。当同志们把他叫醒时，他说：“没有什么事，我打了个盹”，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在汉中参加土改时，当地群众向他揭发恶霸朱XX、刘XX的罪恶，他带领工作人员日以继夜，走村串户搜集罪证，当这两个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被处决后，群众前来感谢他时，他却对群众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受他们压迫，受他们欺侮的。这是毛主席、共产党给咱们出的气，要感谢咱们共同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吧。”

在“三反”、“五反”中，有的案子涉及内部一些干部。有人劝他“糊涂一点，山不转路转，抬抬手就过去了”。他从来听不进这一套，他以廉洁自守，以刚直冲杀。他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为人民的检察官，一定要公正廉洁，认法不认人，认法不认财，认法不认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办案中他始终坚持严谨细致的作风，对大案要案，只要他在，一定一抓到底。他亲自阅卷，亲自核对证据，有时还要提审被告或询问有关人员，做到实事求是，证据确凿。他教育全体检察干部：“执法如山，首先要铁证如山，没有铁证，绝对做不到执法如山。

1952年，他在汉中检查工作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当地在定一起暴动案时有严重的刑讯逼供，其中有重大冤案。陈雨皋同志对这一申诉极为重视，后经褒城县检察院复查，确实是一起冤案，在他干预下，经过法律程序，彻底作了平反昭雪，对造成这起重大冤案的有关人员，根据情节追究了刑事责任。当在发案地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公开处理后，在干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群众说：“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陈雨皋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特别是他热爱党、相信党、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耿耿正气，永远是我们干部，特别是政法干部学习的榜样。（原稿载于《陈雨皋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