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宣帝发现基层官吏虽然勤于政事，但俸禄很低，出现了侵渔百姓利益的现象。他认为，基层官吏俸禄微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采取提高官员的俸禄和加强考核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廉政水平，达到了政治清明的目的。

历史的经验证明，若贪污腐化风气盛行，则会损害人民利益，削弱人民对国家及统治者的信任，破坏国家经济基础，从而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政权颠覆。汉朝治国重治吏，首先要求官员惜民力、勤治事、尚节俭。特别是汉宣帝为政，尤其以治吏为根。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9年），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原名刘病已，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史皇孙刘进之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在位期间，全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史称“孝宣之治”，又称“孝宣中兴史家称西汉国力在其治下最为强盛。在以制定庙号、谥号严格而著称的西汉一朝，刘询是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

一、躬亲朝政，平乱定鼎

汉宣帝即位后的第六年（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汉宣帝与上官太后亲临丧礼，以皇帝规格的温明厚葬霍光，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的官职领尚书事。与此同时，汉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亲理朝政。他重用御史大夫魏相，让魏相以给事中的身份参与朝中的机密决策，后来又提拔魏相为丞相。继而任命邴吉为御史大夫，又委以他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以重任，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二、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出自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秋八月所下的诏书，“秋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意思是官吏不廉洁、判案不公平，政权就会衰败。“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地方官吏“所居民富，所去民思”。

从汉宣帝诏书可知，提薪对象仅限于“百石”以下的小吏，增长幅度为百分之五十。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这些人为亭长及乡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等，分布广，人数多，涉及面广。这一措施的实行，对于稳定汉帝国的基层政权有一定积极作用。这一认识与现代西方高薪养廉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三、整饬吏治，加强奖惩

汉宣帝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

为此，汉宣帝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对于郡太守，汉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 。如胶东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 。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汉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由于大刀阔斧整顿吏治，汉宣帝时期吏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汉书•循史传》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一语道出了贤臣良吏辈出是“宣帝中兴”的重要原因。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在今后我们的廉政建设中，我们应该进一步挖掘古今中外廉政制度的精华和启示，从而为我国廉政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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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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