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统兵十万，开始了第五次北伐。临行前，他向蜀汉后主刘禅递上了一道奏表：“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所谓奏表，我们可以理解为述职报告，或者是思想汇报。引人瞩目的是他列出了一份家产清单。“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按照汉代和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这无疑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字。“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诸葛亮的家人并不靠裙带关系在朝廷混饭吃，而是与普通百姓一样，从事种植和养蚕，以此维持生计。“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自己的衣食起居，只是依靠官俸维持。而“不别治生，以长尺寸”，俸禄之外，没有别的治生途径，也不依赖别的创收致富。“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这样做的结果，是内无多余的衣物，外没有多余的钱财。及卒，如其所言——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人们发现，诸葛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读顾炎武先生《日知录》卷十三，发现有一则题为“大臣”，记述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的这段史实。

顾炎武先生自45岁起北游，至70岁病逝，一直由一马一骡陪伴，漂泊于北中国，几乎不曾返回故乡。晚年，他居住在陕西华阴、富平，与李因笃、王山史等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尤其令世人瞩目的是他在北中国土地上，完成了以毕生精力编撰的代表作《日知录》。这部煌煌巨著，以经义、治道、博闻为脉络，共计三十二卷，包含着十分精湛的历史考据成果和引古筹今、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当然也谈及廉政。

顾炎武说：廉洁不过是作为大臣的节气，左丘明称之为忠，诸葛亮以为无负者，其实是认识到作为大臣欺君误国，必然是从贪于货赂开始的。他又说，应该明白，大臣家事是丰奢还是俭约，关系到政化的兴隆与卑污，由此可以审视选择大臣的方式，也可以获得富民的途径。

顾炎武认为，倡廉当自大臣始。换成今天的语言说，有中央高官作榜样，地方自然会效法。“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大臣是不是廉洁，必须“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惟观之于终斯得之矣。”也就是说，不在其言，而在其行，并且能终身守之。既然选择做官，就应该终生恪守廉洁的节操。

“大臣”一则，在谈及诸葛亮以后，以这么一段文字结尾：“杜黄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开元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是故贫则观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顾炎武先生用精准的语言，刻划了杜黄裳和卢怀慎的为人。我们暂且搁下卢怀慎，着重谈谈杜黄裳。他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一位名相，曾向皇帝奏请，处理在川中作乱的刘辟时，建议不以中官（指宦官）监军，而是要求以法度整肃地方的藩镇诸侯。克服两河，威令复振，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史称其为宰相。“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赂迁，时论惜之。黄裳殁后，贿赂事发。”（《旧唐书·杜黄裳传》）悲摧的是，杜黄裳生前是名相，死后不久却暴露出受贿的罪迹。事情偏偏栽在他儿子杜载的手上。

史称：“御史台奏：‘前永乐令吴凭，为僧鉴虚受托，与故司空杜黄裳，于故州邠宁节度使高崇文处纳赂四万五千贯，并付黄裳男载，按问引伏。”受贿的四万五千贯，经过中间人转了几个弯子，交给他儿子杜载。看起来做得挺隐秘，最后终究东窗事发。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并没有太激化，受贿的钱物追回了，杜载也被从宽处理，释放回家。然而，对于享有盛誉的名相杜黄裳而言，晚节不保，经不起后人的推敲，毕竟是十分可悲的。尽管未必称得上是臭名昭著，但受贿贪财，令人蒙羞，给予人们的教训已非常深刻。与诸葛亮对比，就愈加相形见绌了。

《日知录》卷十三，还有“除贪”、“贵廉”、“耿介”等章节，专门谈及反腐倡廉。耐人寻味的却是“俭约”一则。顾炎武历来看重社会风俗的作用，竭力主张正风俗，倡导俭约，改变奢风旧习。他说：

“国奢示之以俭，君子于之行，宰相之事也。汉汝南许劭，为郡功曹，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入郡界，乃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遂以单车归家。”

他在其中列举了许劭和袁绍的例子。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初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见《后汉书》）。许劭有很好的名节，为人们所赏识。袁绍是他的同乡，出身于世家之子弟，《后汉书·袁绍传》称：“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他对许劭是心存忌惮的，途经家乡的时候，决定收敛自己的车徒，以“单车归家”。为什么这样做？显然考虑到许劭是舆论的领袖。“好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作为舆论的代表人物，许劭不仅自身言行有正气，判断也精确，足以令言论发生效果。所以士人要出仕，都迫切希望得到许劭良好的品评。许劭贬谪一个人，会影响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乃至前程。“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当初迫不得已，他才对曹操作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评价。许劭的言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假如舆论是正气，社会风气也会很正。

顾炎武先生在《俭约》一则中又说：“唐大历末，元载伏诛，拜杨绾为相，绾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撤。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坐中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出入驺从百余，亦即日减损，惟留十骑而已……”

元载与杨绾，在《新唐书》中都有传。这两个人的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元载历仕肃宗、代宗、德宗三个君主，在肃宗时是靠中官李辅国起家的，因此而拜相。肃宗去世，代宗立，其传云：“盗杀李辅国，载阴与其谋，乃复结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属，必先知之，探微揣端，无不谐契，故帝任不疑。……鱼朝恩（中官）骄横震天下，与载不叶，惮之，虽帝亦衔恚，乃乘间奏诛朝恩，帝畏有变，载结其爱将为助，朝恩已诛，载得意甚，益矜肆。”不难看出他专搞旁门邪道，反复无常。不仅投机取巧，不择手段，而且贪得无厌。“城中开南北二第，室宇奢广，当时为冠。近郊作观榭，帐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数十区，名姝异技，虽禁中不逮。”

元载走向自己的反面，是咎由自取。大历十二年（公元七七七年），德宗下令收载于政事堂，分捕亲吏，诸子下狱，令载自尽。此刻，元载已来不及后悔。

杨绾任官历礼部侍郎，迁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元载得罪，杨绾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接替元载主政。他的最大特点是俭约，所推行的风气也是俭约。刚刚辅政，御史中丞崔宽本豪侈，城南别墅，池观堂皇，为当时第一，杨绾很快就派人去把它毁了——元载获罪处置，大造园林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推行俭约之风，很多人被改变了：“京兆尹黎干，出入从驺驭百数，省损才留十余骑。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方大会，除书至，音乐散五之四。它闻风靡然自化者，不可胜纪。”

东都洛阳以拘谨自重闻名，社会风气的变好或者变坏，都花不了三年时间。同样是宰相，杨绾替代元载，风气就完全变了。

（苏州市作家协会散文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