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论为官，推崇“清、慎、勤”，清指的是严于律己、严以修身的效果；慎与勤，则是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展现。在中国历史上开明的君主都非常注重官员的清廉，尤其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对贪污腐败打击手段之激烈、残酷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仅蓝玉一案涉案官员被诛杀者达一万五千人之多，蓝玉本人更是被剥皮实草。尽管如此明朝的贪污腐败的问题没有被彻底的杜绝。特别是明朝中后期贪污腐败更为激烈，明史《陈登云传》曾记载“出按河南。岁大饥，人相食。副使崔应麟见民啖泽中雁矢，囊示登云，登云即进之于朝。”这句话大意是：陈登云出任河南巡按。那年发生大饥荒，人相互吞食。副使崔应麟看见百姓吃湖中的雁屎，便包来给陈登云看，陈登云便送到朝廷。由此可见贪污腐败对百姓来说危害之大说是灭顶之灾也不为过，以至于人们对“衣冠禽兽”一词直接理解品德败坏的人；谓这种人虚有人的外表，行为却如禽兽。而忘记了本来意思是指官员的服饰。可见当时人们对官员的强烈的憎恶之情。最终大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倒塌。为何明王朝反贪之狠辣，最终也在贪腐倒在贪腐之下，值得为政者深思。
贪腐之风如此顽固，不是认识不到位。《韩非子•有度》中说：“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国治。”汉代刘向在《说苑·政理》说：“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清代李惺在《西沤外集·冰言》中说：“公生明，廉生威。”可见先贤对吏治的重要性很早就有了充分的认识和论述。人之所以有贪念，是来自于人们本身的贪欲，而在封建时代封建体制和朋党之争也是贪腐愈演愈烈的土壤，使得欲望得不到全面的遏制而随时就会生根发芽。这也是贪污之风在历代无法到的彻底根治的根本原因。
唐代魏征在《群书治要·刘广别传》中说：“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对于领导者主要的就是选人用人。在用人上有两个例子可以借鉴：一是明朝万历年间主持“万历新政”张居正，另一个就是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张居正主张用循吏不用清流，海瑞作为我们现在常提到的清官之一一直没有得到张居正的重用就是一个明证。《明朝那些事儿》这也能看出当时人们对用人的一种标准。若说明朝实际亡于万历，那不得不说是身为宰辅的张居正对明王朝的衰亡也有一份责任。关于曾国藩用人谋略网上流传的一个故事是李鸿章代三个人去见曾国藩，曾国藩有意在暗地里观察一些时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一人可用可小用；一人不可用；一人可大用。可小用的人是不敢与他对视，说明此人心地善良，但气魄不足；不可用之人，是不敢与他对视，但会偷偷看他，说明此人心机较多，心术不正；可大用之人敢于他对视，说明此人心底坦荡，气魄宽广。可以说曾国藩会成为现代人研究学习的对象，其确实有过人之处。首先他能跳出清流、循吏之分更加的高明选人用人。虽然两人都没有给两个王朝续命，但是两人所处的位置和时机有所不同，一个是大权在握的宰辅，一个统兵一方将领；一个在明王朝开始衰败的中后期，一个清王朝内忧外患的末期。如此看来谁的方法高明就显而易见。现在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德不配位”，其实还有后半句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出自于《朱子家训》，希望有人能知道这句话而自省。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曾被口口相传，“老实人精神”和“实事求是精神”则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总书记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三严三实”概括精辟、寓意深刻，显示我们党在作风建设上一鼓作气、一抓到底的决心和恒心。“严”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精神追求，一种道德境界。“严”是作风建设的根本保障。要求别人做到的，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要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孔子说过：为政与施教一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把“四风”的势头遏制住，党员领导干部须严格要求自己，以修身增强党性，以慎行管好权力，以守纪保持形象。“实”既是领导干部做事的基本行为准则，又是为政之道的必然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做事的根本遵循。党员干部不仅要做人，更要做事，还要做大事、做好事、做实事、做成事，把实字写好、写大。
“‘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范氏曰：‘不先有司，则君行臣职矣；不赦小过，则下无全人矣；不举贤才，则百职废矣。失此三者，不可以为季氏宰，况天下乎？’”语出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七 子路第十三》，习总书记曾借用此语谆谆教诲我们“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作风问题，很多是因公私关系没有摆正产生的。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但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这是领导人对我们期盼，也应该成为我们共同勉励话语。
（长武县柴厂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