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索颜 作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手握公器重权的人，若能搞清并时刻谨记“我是谁”，以及对人生而言究竟“何为至宝”这两个最基本却至为关键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那么对保持个人廉洁自律一定有所助益，至少能保证他在关键时刻不至于跑偏脱轨、误入歧途。

我是谁

《三国志·蜀书》中记载了一封蜀国官员张裔写给家人的书信，全信共30字：“近者涉道，昼夜接宾，不得宁息，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诸葛亮出师北伐时，他担任留府长史。这封家书正是写于诸葛亮召他北上商量军国大事的途中。一路上，张裔被大小官员迎来送往，昼夜不息，令他苦不堪言、不胜其扰，他清醒地认识到“人们敬奉的是丞相长史这个官衔，而我不过是附着其上的一具皮囊”。

作为一名沉浮官场日久的高级官员，张裔保持着清醒与理性。首先，他搞得清自己是谁，明白自己与头顶上的帽子、屁股下的位子的真正关系；其次，他久居官场，对于官场中黑暗的一面，他没有麻木不仁、习以为常，更未与之同流合污，反而直言厌倦痛苦，算得上是坚守原则、不失自我。

反观现实中的一些官员，不论帽子大小、位子高低，一入体系，就扭曲膨胀，全然忘了“我是谁”“我的权力从何而来”，一味地虚荣自大，把“围猎者”的攀援奉迎当作是对自身人格魅力的认可，心甘情愿地沦为他人牟利的工具，全然忘了“徳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一个人只有知道“我是谁”，时刻警醒自制，才不会头脑发昏，轻易迷失；一个人只有始终不忘“我是谁”，才会知来路明去路，才会“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不管官场风云如何变幻，都能掂得清自己的斤两，脚踏实地做自己。

何为至宝

《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宋国人得到一块宝玉，他将玉献给国相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人忙说这玉他请玉工看过，玉工说这是一块宝玉，他才敢拿来献给子罕。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以不贪为至宝，你以这玉为至宝，你若将玉给我，我若接受，我俩岂不是同时都丧失了至宝”。这个故事最终以喜剧结尾。献玉人告诉子罕，自己携带宝玉行走不安全，将玉献给子罕，也是为自身考虑。子罕听后，便将献玉人安置在本城，替他找了位玉工将玉雕琢好，把玉卖了个好价钱，最后献玉人带着卖玉钱回了家。

出版家、学者钟叔河说，古时玉的价值远超今天的钻石，虞公为玉失国，卞和为玉刖足，秦王为换赵之玉璧愿割十五城，足见古时玉之珍贵，也更显子罕面对巨大诱惑时的智慧与定力。

“万事皆具两面。”有所得必有所失，在面对诱惑时，如果只记得取和得，忘记了舍和失，那么你在得到的同时，其实也失去了。这就如同子罕面临的选择，收了宝玉，便失去了廉洁这一至宝，并且一旦失去了就再难追回。不知止和退，一味进和取，终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子罕的这句话，虽历经2000多年，在今天听来，依旧透彻清亮，有股穿透岁月迷雾与俗世壁垒的力量。

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像子罕一样，时常拷问内心，对人生而言，究竟何为至宝？更应该像子罕那样，找到正确的答案，然后穷其一生，以如铁如石的信念捍卫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