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北国的寒风还凛冽着，黄河的冰凌尚未消融。一支浩浩荡荡数千人的队伍，从陕北东渡黄河，在山西临县碛口镇沿岸登陆，分散驻扎在临县的多个乡镇和村庄。

这支神秘的队伍正是由叶剑英和杨尚昆率领的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1947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成立，由叶剑英担任书记、杨尚昆任后方支队司令，包括中央军委一、二、三局和卫生部一部分，中央办公厅、城工部、社会部、情报部、中央秘书处和警卫团等机构。

后委成立后，统筹中央后方各项工作，承担“中央参谋部”和“后勤保障部”的任务，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的作战指挥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危急关头 应时而生

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各解放区军民经过艰苦抗争，粉粹了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野心。至1947年2月，国民党损兵70余万，战局上丧失主动。3月，蒋介石为解决兵力不足问题，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将中央领导机关赶出西北地区，以便集中力量击破华北解放区。

这时，胡宗南奉蒋介石指令，率领34个旅25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展开猛烈攻势。3月13日，胡宗南部15个旅14万兵力，兵分两路，同时沿宜川、洛川一线，向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胡部气焰嚣张，曾扬言“三日之内占领延安”，而陕北我军只有2.6万人。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实施战略转移，以运动战术寻机歼敌。

3月下旬，叶剑英和杨尚昆率领从延安撤离的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5500多人东渡黄河，来到山西临县。经过详细考察，二人一致认为这里是理想的屯兵站和中转站，原因有三：一是地理位置优越。临县山坳众多，地形隐蔽，易守难攻，且与陕北仅隔一条黄河，交通便捷，方便与党中央秘密联络。二是群众基础良好。临县早在1926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1940年1月解放并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是晋绥边区的支前模范县。三是军工资源丰富。临县盛产煤铁，招贤镇一带烧制瓷器，有抗战时期建立的军火厂，能够较好地满足由陕北迁至临县军工厂的生产所需。

基于以上考虑，叶剑英和杨尚昆在随后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临县）三交镇附近窑洞多，接近碛口，西渡较近，有利从河西运粮。决定以三交镇为中心，取15华里为半径，配置在圆周内。电话线可减少，运煤亦便利。”3月28日，周恩来到临县指导工作，叶、杨二人表示想长期驻扎在此，以便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服务。周恩来表示认可，并当即拍电报报告此事。

3月29日，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组成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转移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

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的分配方案》，确定将在晋西北的5500多人分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留在原地，组成后委统筹后方工作。自此，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成立，历史上的“三委”结构正式形成。

运筹帷幄 传送情报

林荫蔽日，街衢纵横，这便是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后委机关旧址所在地。穿过狭长的石板路，记者来到叶剑英同志旧居，只见一座清代窑洞小四合院民居，院门狭小却考究。当时，由于严格保密，村民们并不知晓后委机关驻扎在此。82岁高龄的老党员薛银瑞曾任临县统计局局长，他回忆道：“后委领导人来村时，我才7岁，叶剑英同志就住在我家前面的院子。中央机要处的工作人员白天排练《白毛女》，晚上搞机要工作。”

为了保密，后委机关对外代名为“联大支队”，首要任务是协助留在陕北的中央前委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承担着中央的情报搜集、指令传达、通信保障、交通联络乃至对外宣传工作。杨尚昆回忆道：“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王震也评价：“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央后委起了重要作用。”

后委的情报工作由叶剑英领导，李克农具体负责，从人员配备、电台架设到情况汇总都作了周密部署。为避免敌人发现中央指挥机关的位置，后委同前委只用一部电台专线联系，中央同各方的联系绝大多数通过后委电台拍发，后委成为统筹全国各地的重要枢纽。由于保密措施细致缜密，敌人始终没有摸清中央指挥机关的位置。当时，中央军委90%以上的无线电台集中到三交镇一带，由军委三局负责保障无线电通信，选址在地形隐蔽的孙家沟。这里四面环山，十多个四合院错落有致，相互连通，是安装电台的不二之选。

据临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海红介绍，为避免暴露，安装电台的院落严禁外人靠近，门锁也做了特殊设计以防外人进入，院落里的电线虽密密麻麻，却铺设得十分隐蔽。记者走进窑洞，发现里面“别有洞天”——不仅有一扇后门可通往院外，还有一条地道可通向村外。“这样的设置也是为了安全保密需要，遇到突发状况时方便撤离。”张海红解释道。

1947年4月下旬，孙家沟共设立10部收报机，其中一台24小时收听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支队电台的呼叫，与前委随时保持联络。情报部将每天收集的情报编成军政情况汇报，及时通报中央。同时责成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每3天或5天汇报一次情报。总部整合后，上报中央和军委，使中央能够全面掌握前方情况和敌军动态，作出相应决策。

6月12日，叶剑英依据获取的情报向前委报告，追击前委的国民党董钊部整编第一军已到巡检司、马家台一带，建议前委机关重返小理河。按照叶剑英的建议，前委机关返回小理河一带，在此驻扎一个半月，举行了著名的小河会议。对于后委周密的情报工作，周恩来同志这样说道：“在陕北战场，天天有用得着的情报，使我们对敌情了解得很清楚。”

峥嵘岁月 严密保障

叶剑英到双塔村后，看到村民们总在村后的一条沟渠里舀浑水喝，人多水少，供不应求，便让挖防空洞的石匠停下来，先为村民们打井，有时还亲自搬运石头。不久，村民们便喝上干净的井水，“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也流传下来。峥嵘年代，村民们感激后委领导的恩情，自愿配合警卫部队，挖出一条通往防空洞的转移通道，盖上柴草和土用以掩护，以防敌人空袭。

当时由于币制不统一，收上来的党产大多是金条和银元，由中央特别会计室保管。为了更隐蔽地保护党产，不被敌机发现后轰炸，叶剑英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窑洞地下挖深坑，把党产放在经过加固的箱子里，再埋到地下，让老百姓在院子里种上一些蔬菜。这样一来，敌机侦察时不易发现，保证党产安全稳妥。

1947年，兰州到沈阳一线的秘密交通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在后委设立交通科，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长王凯负责，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6月初，后委在河西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在山西崞县（今原平）建立了同晋察冀联系的交通站，每隔半个月接收一次来自蒋管区的报纸刊物。

为支援各地解放战争，后委征招大量新战士，为各战区补充兵力。1947年6月，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输送到陕北前线，从中挑出600人，补充到中央纵队警卫部队。7月，晋察冀军区6个连的600多名新战士，在后委经过短期的秘密训练后，开赴陕北战场。

“1947年9月，后委向中央纵队运送棉衣800套、土布1036丈、棉花1470斤，组织民工4000余人，从周边地区运送粮食5410石、被褥近万套。”中央后委陈列室展出的一份珍贵资料中这样记载。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后委承担着前委机关及中央纵队几乎所有的补给物资、弹药和兵员的供应，发挥着后勤保障基地的重要作用。

1948年3月12日，叶剑英、李克农率后委部分人员离开临县，向西柏坡转移，留杨尚昆等做善后工作，等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到来。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路居临县，在接见临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刘枫时说道：“这次中央后勤单位住在贵县，在安全方面、生活供给方面安排得很好，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感谢！”25日下午，毛泽东在双塔村召开了行军大会，他动情地讲道：“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再一次坚定了大家胜利的信心。

3月底，杨尚昆等惜别临县，率领前委和后委机关人员分批出发。4月22日，后委机关最后一批人员到达西柏坡。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通知，决定撤销后委。至此，因战事紧急而成立的后委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后委存续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它承载了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更见证了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