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前夕，位于延安市枣园革命旧址后沟的《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迎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张思德负薪前行的雕像旁，许多党员自发诵读着镌刻在墙壁上的《为人民服务》原文。雕像上方，“为人民服务”5个鲜红大字熠熠生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进一步践行了党的性质宗旨。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首次将“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进党章。

时光荏苒，萌发于延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党的最高价值取向，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

以严明纪律护人民利益

1935年10月，陕北的吴起镇迎来了一支7000多人的队伍。

此前，这里的老百姓受尽官兵土匪的骚扰祸害，见了军队就躲。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虽然人困马乏，但不进民房、不抢民物，还帮助群众担水、打扫院子，说话也非常和气，便渐渐放下心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中共中央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严格遵守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收藏在吴起革命纪念馆的一口“红军锅”，就是红军纪律严明的例证。

“红军锅”其实是一口用胶泥和竹条加固的水缸。红军驻扎在倒水湾村时，人多锅少，便向当地群众借了一口水缸，架在几块石头上当锅用。但在煮饭的过程中缸被烧裂了，红军战士们把裂了的缸洗干净，又拿出两块银圆作为赔偿。

正是因为纪律严明，红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很快在延安扎下根来。据当时的赤安县六区一乡党支部书记刘景瑞回忆，吴起周围3个乡共给中央红军送去了小米、荞面2.8万斤，猪50余头，羊270余只，中央红军供给部也按照当时的市价向群众支付了钱款。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穿过国民党的防线来到陕北，用4个月的时间记录下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 《红星照耀中国》 一书中，斯诺看到同行的红军战士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翻看延安时期颁布的文件规定，可以清楚看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违反群众纪律、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1943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要对侵犯群众利益致妨碍工作进行或政府威信者进行惩戒。1943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提出了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1947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联合发出布告，要求任何机关部队，绝不准乱要民夫、乱拉牲口；借用群众粮草必须打借条；住地须给群众留窑留房，借群众东西，用后必须归还，如有损坏，必须赔偿。这则布告不仅为机关部队划定了纪律红线，还规定倘有侵犯群众利益之行为，人民有权拒绝，有权向当地党政负责机关控告并要求赔偿损失。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就严肃处理了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干部。

初到大别山时，刘邓大军为了站稳脚跟，取得群众的信任，提出了“约法三章”“三不准”：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并设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执纪情况的检查和督促。一家店铺老板因不了解我军情况，惧怕军队，便丢下店铺躲进山中。警卫团某副连长顺手从店铺拿了一匹花布、一捆粉条、一些白纸和毛笔。得知此事后，部队决定按纪律规定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这名副连长。

正是在严明纪律的保障下，斯诺看到了“农村妇女或者她们的女儿主动帮我们拉风箱、生炉子，与红军战士们有说有笑”的场景；群众唱出了“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的拥军情谊。

只见公仆不见官

为谁做官，怎样做官，是每个党员干部需要扪心自问的问题。在延安时期，就制定了一整套行为规范，用刚性约束来确保党的干部能“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1939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颁布了机关工作人员供给规定，要求“任何干部回家不得使用公用牲口”。1946年12月，中央作出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提出“应动员全党全军全根据地人民开展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运动”，应尽量裁减干部特殊待遇和一切不必要开支，在生活方面规定了严格的纪律。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各机关学校都组织了生产委员会并分配了生产任务，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也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但毛泽东发现没有给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安排生产任务，立即要求更正，“我们动员全党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劳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前列。我们绝不可能成为特殊公民。”中央领导同志无一例外置身其中，用实际行动为全党作出表率。

在杨家岭，毛泽东分得了一块菜地。工作之余，他便扛着锄头开地、种地，浇水、施肥，每当收菜时，更是亲自采摘，用竹筐盛好上交给食堂。

绝不搞特殊，党的领导干部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家人。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搞什么特殊化，穿的是一件旧军大衣，住的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也是在机关的大食堂。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看中了仓库里的一个粉色电光纸皮小本子，拿在手里爱不释手。管理员看到她这么喜欢，就把小本子送给了她。任弼时知道后，立刻要求她把本子还了回去。朱德的儿子朱琦从绥德回到延安，朱德的参谋潘开文见朱琦洗衣服没有肥皂，便从军委办公厅总务处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朱德看见了，立即要求潘开文退回所领的肥皂，并告诉他以后不能再要公家的东西给朱琦用。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延安时期的党员干部始终对自己严格要求，除了人民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甘为公仆耻为官”“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首次提出，是在1939年2月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同年12月，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44年夏秋之际，年仅29岁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不幸牺牲。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作为党的宗旨。

这并不是一句口号，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带领全党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诺言。

枣园革命旧址内，一条修建于80多年前的水渠贯穿其中，虽然这条渠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灌溉作用，却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枣园乡因天旱缺雨，庄稼收成没有保证，中央机关、警备团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建了这条长达 6 公里的水渠。为修建水渠，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4000元。该渠北达裴庄，南至枣园，自流灌溉周边6个村庄，不少旱地变为水浇田，农民连年丰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条渠也被命名为“幸福渠”。

站在幸福渠旁，枣园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罗晓宇讲述了毛泽东对群众的深情厚爱。

1939年，党中央批准筹建中央医院。最初，医院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听后不太同意，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

在枣园居住期间，毛泽东得知附近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能生育，不仅要求时任延安市委书记去调查，还让中央医院的医生到侯家沟化验水质。化验结果表明，那里的水中有大量的有害物质。于是，中央医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帮助群众对饮水进行了处理，并给有病的人治好了病。后来，这两个村庄终于传出婴儿的啼哭声。

1943年的元宵节，毛泽东在枣园小礼堂为枣园乡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集体祝寿，饭后还给他们赠送了毛巾和肥皂作为贺寿礼品。但这年的12月，毛泽东也要迎来自己的50岁生日，按照习俗50岁是大寿，理应好好庆贺一番，但毛泽东拒绝了为他做寿的提议。

此类事例，比比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也收获了人民的真心拥护。

革命旧址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定格下人民群众对党、对领袖的热爱。在枣园，秧歌队给中央机关拜年，群众举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祝朱总司令身体健康”的条幅。在王家坪，群众将写着“人民救星”四个大字的牌匾送给毛泽东。

今天，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被镌刻在各级党政机关办公地点的显眼处，时刻提醒着党员干部勿忘“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与延安时期严明纪律、优良作风一脉相承的一条条铁纪新规，正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