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宝塔。贾佳 摄

“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

历史定格了这样一个瞬间：1942年，在延安杨家岭一孔简陋的窑洞前，穿着打有大块补丁裤子的毛泽东，给八路军120师团以上干部作报告。一代伟人艰苦朴素的精神风貌，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宝贵记忆。

毛泽东一贯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永远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反复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政务人员必须遵守的公约。边区政府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人民，依靠人民；我们的方法是从人民从实际中集中起来，又回到人民与实际中去。”

1938年春天，延长县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来自延川、宜川等县“残废医院”的200多位伤员要求到延安“请愿”，直接向毛泽东提意见。

“残废医院”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成立的，主要收容的对象是长征中和抗战初期的一批伤病员，其中有些人重伤导致残疾，不能重返部队，就留在医院里休养。本来这个工作是卫生部门的事，由于当时这些医院分布在各个县，距离延安远，就临时委托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司令何长工负责。

得知此事后，何长工大吃一惊。他赶紧接待了伤员代表，并详细询问了他们有些什么委屈、意见和困难。伤员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残废医院”的医疗设施太简陋，缺医少药，伙食很差；二是医务人员作风粗暴、态度生硬，对伤残病人关心不够，有的伤病员不愿意在这里生活。

何长工一方面向延长师范学校借房子，先让这些伤员安顿下来；另一方面打电话给八路军供给部报告，商量解决办法。毛泽东听到这个事情后说，这些同志过去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疾了，没有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他们是好同志。毛泽东还说，这件事，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这种官僚主义。

毛泽东专门找来何长工，商量怎样改善医疗状况。在写给何长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明确提到“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他还建议，“残废医院”这个名称对伤病员人格不尊重，可以把医院名字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任命何长工为总院长。

随后，延安专门召开了荣誉军人教导院工作会议，派了60多位伤病员参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开宗明义指出，大家在这方面批评得对，要求到延安来提意见也是对的，以后有意见还可以到延安来提。同时，毛泽东还针对伤病员的具体情况，让周恩来负责同国民党方面联系、交涉，允许一些南方来的伤病员回老家去，把他们照顾好。

到了1938年底，毛泽东专门召集卫生部门和中央机关有关负责人到杨家岭，详细了解对伤残人员相关工作的检查情况。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今后物资发放要适当向前方伤病员同志们倾斜，发放的次序应该是：前方、伤病员、伤残同志、后方部队和机关。

“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

“官不大，官架子不小。”这是生活中时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所谓“官架子”，就是喜欢把自己“端起来”，高高在上，自我膨胀，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概括来说就是摆谱、不靠谱。

1940年初秋，毛泽东从杨家岭徒步前往位于延河对岸兰家坪的马列学院作报告。半路上，他碰到了前来迎接的邓力群等4人。“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前来迎接的干部听完都笑了，毛泽东当即批评，大致意思是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出处。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讲过，“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不动脑子的东西”“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

在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向全党、全军发出通知，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要在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党内学习。通知称：“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悲剧覆辙。”

1944年，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讲到官僚主义的问题时，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座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对官僚主义者的讽刺，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优良的党风党纪，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延安时期，不管是民主人士还是西方记者，来到延安对共产党人的印象普遍都是衣着朴素、吃住简单，作风民主、风清气正，党的高级干部“朴实稳重”“厚重温文”，党员干部之间清清爽爽、团结一心，带动着整个延安“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

“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

上有官僚主义，下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常与形式主义如影相随。一些领导干部醉心于形式主义，或把形式主义当成护身符，因循守旧、生搬硬套；或把形式主义当成挡箭牌，上挡政策、下拦民声。

细数形式主义种种表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群众关心的问题绕着、躲着、拖着，对上镜头出风头的事情围着、追着、捧着；都有一个基本特征，“扎扎实实走程序，认认真真走过场”，只讲原则不拿办法，只要轰动不计成本，只图虚名不求实效。

1941年8月18日，陕甘宁边区交通厅的主要负责人高克林提交了一篇题为《鲁忠才长征记》的调查报告，介绍了富县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去定边盐池运盐的过程，并对当时运盐所用的牲口数量、往返富县与定边两地的时间、沿途的各类情况作了细致记载。毛泽东在阅读《鲁忠才长征记》后认为，这篇报告语言简洁、立足实际，把复杂的经济问题讲得生动具体，克服了夸夸其谈的老毛病。毛泽东在按语中肯定了高克林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强调：“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1941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设立调查研究局，同时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使全党同志掌握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学会了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使大兴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

张闻天首先响应调查研究的号召。从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他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神木、府谷、米脂、绥德等地20多个村镇，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在所调查的村庄同农民、干部谈话，撰写了《米脂杨家沟调查》《神府调查经验谈》《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等调查报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深入安塞、志丹农村，进行了10天的调查研究，将边区农村的新气象写成《农村十日》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

到1942年延安整风正式开始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有效推广，在思想领域内已经开始建立一种新的风气，这对转变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加速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心向背事关党的生死存亡。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并指出这是“一切实际工作中”唯一“正确的领导”。

在为《七大纪念册》题词时，毛泽东写下八个字“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八个字平实易懂，却有千钧之重，蕴藏着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关键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