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吕”制定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雨泽 摄

即便是现在看来，诞生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由陕西蓝田“吕氏四贤”，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吕氏乡约》，仍然闪耀着独特的社会治理智慧。

追溯这一精神谱系的源头，要回到关学思想之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学智认为，《吕氏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约文，凸显出关学重儒家礼教的传统，是儒家思想在乡村实践中的重要体现。

吕氏乡约：开关中风气之先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春天，科举考试放榜的日子到了。

在这张被后人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的进士榜单中，来自蓝田县的吕大钧，与日后成为“关学创始人”的张载同时上榜。两人虽为同年，但张载的道德学问，让吕大钧十分钦佩，他拜张载为师，“执弟子礼问道”，成为张载关学最忠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此后，吕大钧的兄弟吕大忠、吕大临也先后师从张载、二程（程颢、程颐），集关学与洛学于一体。吕氏四兄弟的原籍为河南汲县（今卫辉市）。其祖父吕通在西安为官，后举家迁往蓝田县三里镇桥村。其父亲吕蕡官至比部郎中，死后葬于蓝田，吕氏后人从此在蓝田安家。

“蓝田吕氏家族是宋代的名门望族，吕氏兄弟6人，除一人早夭外，其余5位都考上了进士，堪称‘五子登科’。”蓝田县四吕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效东告诉本刊记者，“吕氏四贤”虽际遇不同，但各有建树。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二的吕大防曾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接替司马光出任宰相。两宋时期，朋党之争尤甚，然而吕大防正直宽厚，不树朋党，在经学、文学、地理学等方面颇有造诣，为弥合党争、安定社会立下汗马之功。

张效东认为，“吕氏四贤”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缘于宋代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正是这种较为开放的政治空间，让士大夫群体普遍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他们不仅仅把自己看成是文化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同时也是国家的政治主体。”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吕氏乡约》的影响仅限于吕氏家族内部。此后，随着吕大钧去世、金人入侵、朝廷南渡，《吕氏乡约》逐渐被人遗忘。直到南宋时期，朱熹在整理吕氏兄弟的遗稿时，发现了记载乡约的文稿。朱熹对《吕氏乡约》作出“增损”，史称《增损蓝田吕氏乡约》。到了明代，王阳明“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制定了《南赣乡约》，在江西南安、赣州一带推行，收到良好效果。

张效东说，《吕氏乡约》“开关中风气之先”，把儒家社会的理想转化为具体的道德约束和行为规则，不仅对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为关学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生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在山东发起乡村教育运动时，仍然以《吕氏乡约》为范本。近代历史学家萧公权十分推崇《吕氏乡约》，认为其“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

《蓝田新乡约》既是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是与时俱进的明智革新。雨泽 摄

廉洁思想：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

中国的乡约文化，肇始于周代。彼时，尚未形成成文法则，也无文字记载，多是百姓口头相传。自《吕氏乡约》起，才有了正式的成文“乡约”。

相比于推崇“个人本位”的西方社会，传统中国呈现更多的则是“伦理本位”——始于家庭、家族血缘关系的伦理，涵盖了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进而塑造出一套完整、稳定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

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中也提到了《吕氏乡约》。镶在祠堂正门两边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代表了某种理想的礼治秩序，也构成了《白鹿原》真正的灵魂。

陕西省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宁认为，在《白鹿原》扉页上写下了“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陈忠实，在心中潜藏着以自己的作品揭示民族历史的思想，而“乡约”就是打开这扇民族历史大门的钥匙。

在刘宁看来，《吕氏乡约》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所特有的礼俗教化的模本，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生于斯、长于斯，在日常交往与互助活动之中，乡约通过化礼教入民俗，内化为老百姓的心理定势和情感定势，最终凝结为一种以‘情—理’为结构的文化心理。”刘宁说。

《吕氏乡约》共2000余字，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宗旨，提倡自愿加入、民主选举。具体说来就是由村民邻里自愿加入，推举德高望重的人主事，定期开会议事、自觉接受乡约约束、自觉履行劝勉义务和接受惩戒。

从人们的行为规范，到对过失的处罚，《吕氏乡约》中处处可见廉洁的因子。在“德业相劝”部分，约文提出乡民要“能择交游，能守廉介”，就是能选择良友交游，能坚守廉洁品质。如果做到这一点，就是有德，就是善行。反之，就是无德。

在“过失相规”部分，约文中有“犯义之过”“犯约之过”和“不修之过”的界定，分别是指违反道义的过失、触犯乡约的过失、不重视修身的过失。

“犯义之过”的表现之一，是“营私太甚”，也就是私心太重。“不修之过”的表现之一，是“用度不节”，即“不计家之有无，过为侈费者，不能安贫而非道营求者。”《吕氏乡约》反对过度奢侈浪费，以及不能安于贫困而从邪路上谋求收入的行为。

“礼俗相交”也体现了不少廉洁思想。比如，在婚姻、丧葬和祭祀等礼俗场合中，不能铺张浪费；聚会时的食物和饮酒的费用要与平时用餐一样。《吕氏乡约》规定，婚嫁、庆贺等的礼钱，多不过三千文铜钱，少至一二百文铜钱；丧葬时送礼，多不过五千文铜钱，少至三四百文；灾患如水火、盗贼、疾病等，助济者多不过三千文，少至二三百文。

“患难相恤”则是强调在灾难、疾病、盗窃、诬枉等事件发生时，邻里之间要尽其所能相互帮助，共渡难关。

古今融合：乡约文化融入现代理念

《吕氏乡约》的影响甚至远播国外。诞生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中收录了《吕氏乡约》的内容，该书于1592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后来又流传到东南亚国家，被用于青少年的读本。在朝鲜、日本等国家，《吕氏乡约》同样受到重视、研究和推行。

2016年，蓝田县委宣传部和陕西师范大学共同启动“农村乡规民约研究实践基地”建设，围绕“品行端正不违法、勤俭持家惜物力、邻里互帮不生非、崇文尚德重教育”等内容，在《吕氏乡约》的基本架构上，制定了《蓝田新乡约》，这既是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是与时俱进的明智革新。

通过“立约、传约、行约”的乡约传承工程，蓝田县面向广大乡村干部、新乡贤、中小学师生等进行新乡约的培训，形成独特的乡约文化普及教育体系。

在蓝田县的337个行政村里，《吕氏乡约》《蓝田新乡约》和各个村自己制定的村规民约，被一起悬挂在村委会的广场上。街坊邻里间有什么纠纷，村里的乡规民约评议会就会把双方叫到一起，开展调解、评议。

在位于吕氏故里——蓝田县三里镇桥村的三里镇桥村小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作为校训，被学生们每日诵读。

“《蓝田新乡约》选取《吕氏乡约》中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要义，融入人本、法治与环保等现代理念，有助于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氛围。”张效东说，虽然《吕氏乡约》已过去了近千年，但其本身所彰显出来的主张及理念，却与我们这个时代息息相关，而且为涵养文明乡风、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历史的借鉴。